周立波在《笑侃大上海》里揶揄：“北京为什么是文化中心？因为中央电视台在那里。”

尽管二人转在东北一直是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城市娱乐，但没有人能够否认：如果不是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制造的传播与累积效应，赵本山及其弟子小沈阳决不可能红火到今天这步田地。

春晚能够提供“最好的”娱乐，这个神话早已破灭。但它无疑能够提供“最受关注”的娱乐，这是共和国文化体制带来的结果。某种意义上，春节晚会有一种“进京汇演”的效果，即被选入春晚，代表着一种艺术水平上的认可，也代表着一种主流价值体系的认同。而这种效果由于特定时间（除夕）、特定平台（央视数台联播）的因素，被急剧与倍速地放大，导致春晚屡屡出现“一夜成名”的奇迹，也成为所有地域娱乐趋之如鹜的名利场。

春晚本身的影响力并非巨大到只手遮天的地步，也并不是一上春晚就可以名满天下。国家意识形态一直在制造一种普适性的假象，尤其是在节日与民俗文化方面，常常不遗余力地构造普天同庆的统一性想象。正如周立波所说“中央台知道吗？就是农村台”，春晚的巨大影响力，依托的是广大农村地区的收视惯性与有限选择，而在娱乐形式日益多元的大中城市，尤其是在南方城市，春晚本身能获得多少关注与尊重，就变得暧昧难言了。所谓的巨大关注度，更多地表现为媒体关注——这又回归到文化体制的作用，六十年来，中国媒体报道的序列，有着明晰的“中央—地方—国际”的价值层级，春晚无疑是中央级别的娱乐事件，又背靠着中国最大的垄断性媒体，所以说，春晚是一架国家级的大喇叭，在这种喇叭面前发言，同样的话，关注度会成千上万倍地提升，春晚自然成为一夜成名的终南捷径。

但不得不指出，一夜成名不等于收视长红，多少年来，“节目无数，独红小品”是春晚遗产的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。从艺术性来说，超过小品的节目不知凡几；从传统积淀而言，相声、戏曲等文艺形式也更加深厚；比形式喜庆，歌舞、杂技当然有优势……是什么让“小品—东北话小品—赵本山小品”成为春晚的最大赢家？

不能不说，赵本山团队对春晚观众心理的把握是最为到位的。比如说，看春晚是一个碎片化的过程，而赵本山的小品的理解门槛是最低的，故事情节极简单，也无需任何背景知识，从小品的任何地方开始看，都不影响观众的理解。

赵本山与郭德纲一样，都明确地反对“教育观众”，因此，赵本山小品基本不承担春晚的宏大叙事任务，不针对特定阶层，也不紧跟政治形势，而且用一种装疯卖傻的癫僧式夸张，给观众在年夜饭与唱唱闹闹之外的强刺激——这正是东北二人转的强项，周立波所谓“你想看直白的，就看小沈阳”。

赵本山小品主打的是所谓“隽语”，即在故事进程中插入与锻造醒目、梯突的台词，以制造小品的“笑果”。这些台词于情节的附着力很弱，却有很强的形式感（押韵、特殊语调），基于春晚小品的影响力，这些台词不出意外地会成为年度的流行语甚至“新俚语”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：“太有才了”或“不差钱”以及“为什么呢”、“这个可以有”这些无实质意义的短语在当年的流行情况，基本上是一种以戏仿与错置为特质的媒体带领的全民语词狂欢。

赵本山的成功是所有城市娱乐的代表人物都艳羡不止的，但他和他的团队的成功难以被复制。这里有方言的限制，也有文化的地缘关系。同样多次进入春晚的大兵，是以舍弃最拿手的长沙方言表演为代价的，这使他沦为了一名基本功平平的普通相声演员。李伯清曾希望能像赵本山那样，将“散打评书”带到春晚上去，但显然很难如愿——如果我们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春晚曾多次出现过沈伐以成都话表演的谐剧，就应该明白一个事实：国家的文化政策对于方言比起20年前来更不宽容，有近两年广电总局的多次禁令为证。而赵本山，在这一点上又取得了独享资源的空间：东北话语音上与普通话差别不大，但又尽可能地嵌入表现力强大的方言俚语，而数百年来东北文化对北京的影响，更为这种“奉军进京”的现象铺平了道路。这也是为何“刘老根大舞台”能作为一种异域娱乐文化，率先进入京城并释放巨大能量的内因之一。